講題： 1920-1950 年代臺灣藝壇發展與中國和日本網絡關係探討—— 兼談劉新錄的藝術之旅
講者： 林素幸
時間：2024/4/13（週六）14:00-17:00
地點：一樂酒家

本次工作坊的講師林素幸教授準備了許多資料，透過爬梳劉新祿所經歷的日本統治時期、近代中國以及戰後的台灣藝術發展，試圖剖析劉新祿如何在不同的學習環境下吸收養分，並累積作畫的經驗走向藝術家之路。

日本統治時期的台灣美術

1895年清國割讓台灣予日本，日本統治初期台灣島內仍有部分反抗勢力，這些反抗大抵至1915年西來庵事件為止，殖民政府開始在台灣施行現代化的教育制度，包括圖畫。1912年11月28日台灣總督府第40號公學校規則改正之時，其第3條規定「修業年限六年之公學校教學科目為修身、國語、算術、漢文、理科、手工及圖畫、唱歌、體操」，這是圖畫科與手工科首次正式成為台灣初等教育中的一環。依據1930年《台灣國民教育日記》第一教育公學校各科教授記載：「圖畫：以培養觀察物體之狀態並正確地繪畫之能力，培養其美感為宗旨。」當時公學校的繪畫課多由級任老師兼任，課堂上多臨畫帖，使用的工具主要是鉛筆和水彩，水墨則極少使用。除了畫帖外，公學校其他課程的教材也多以美術插圖來引導學童認識新知，從此學童們得以學習美術，培養美育的觀念。

另一方面，台灣民間逐漸意識到武力抵抗已經沒有效果，轉而從文化及政治方面爭取自主。例如：霧峰林家的林獻堂受梁啟超啟發，以愛爾蘭爭取自治的經驗推動「非武力運動模式」的新方向，在自治運動中長期扮演重要角色，亦重視漢學，透過詩社以刊物、講座的形式傳承漢文化。

同一個時期日本在美術教育上亦領先亞洲各國，東京美術學校的成立，不但影響中國、台灣以及朝鮮，甚至遠至印度，亞洲諸多知名藝術家皆畢業於該校。而現代化教育裡的美術、體操、唱歌等有別於傳統私塾的課程，對於台灣人衝擊甚大，就美術教育而言，台灣公學校圖畫科以「培養觀察物體之狀態並正確的繪畫之能力，培養其美感為宗旨。」是當時相當新穎的觀念，插圖也開始被引入課本中，對於美感教育具有潛移默化的功能。

1919 年台灣總督府頒布「台灣教育令」，初步確立台灣學制，廣設中等以上的學校。日治時期在中學校才有專職的美術教員，這些美術老師以教西畫居多，當時是以水彩的使用最為普遍。「寫生」等新觀念也在此時期透過許多日本旅台畫家，如：石川欽一郎，帶入台灣的教育中，並因此刺激了許多有志學習美術的青年前往日本、歐洲學習。劉新祿特別之處，便是未選擇到日本、歐洲留學，而是到中國上海學畫。想深入了解劉新祿對漢文化的嚮往，也許可以針對與霧峰林家的關聯性探討；另外也可能受到中學時期教育的影響，查詢當時的老師是誰，也是一個方向。

1927年十月，總督上山滿之進（1926-1928在位）在台北的三位中等學校美術老師：石川欽一郎、塩月桃甫、鄉原古統，以及畫家木下靜涯等人建議下，仿效日本「帝國美術展覽會」的成立，開始在台灣舉辦每年一度的官辦大型美術展覽會「臺灣美術展覽會」（簡稱「臺展」）。

「臺展」為臺灣第一個大型美術展覽會，時間自1927年至1936年共舉辦十回，主辦單位為臺灣教育會，係隸屬於日本統治時期臺灣總督府文教局的外圍法人組織。1937年臺展原預計轉由臺灣總督府舉辦，但因中日發生廬溝橋事件而停辦。1938年才轉由臺灣總督府舉辦，改稱為「府展」。「臺展」／「府展」為當時殖民政府對外宣傳文明進步形象的象徵。在沒有美術學校培養畫家、也沒有美術館培養觀眾，文化基礎建設有限的情況下，靠著強大的國家權力，將整套官辦美展移植輸入，營造統治成功的假象。然而台展的成立也確實刺激並鼓勵了許多台灣藝術家的興起，如郭雪湖、陳進等。

近代中國美術

台灣因為日本的殖民，而引入西洋的美術教育。1929年劉新祿隻身前往留學的中國又是如何呢？

自1842年鴉片戰爭後，經歷多次戰敗與現代化的衝擊，中國開始廢除科舉制度並推行西化教育。為了促進西方科學在中國快速被接受,印刷出版的書籍成為當時重要的媒介。在美術方面，1902年有丁寶書編寫的《新習畫帖》五種、《鉛筆畫帖》四種、 《高小鉛筆畫帖》三種等等，這些都是中國最早的西畫教育教科書，教學內容注重實用知識, 配合彩圖講解。事實上，中國許多推行西化教育的教科書都是從日本引進，也因此承繼了日本對於現代化教育的概念。

1929年劉新祿前往上海就讀上海美術專科學校，上海因為有日本及法國租界，形成特殊的外國氛圍，學習藝術的風氣更加開放自由，或許也因此成為劉新祿留學的首選。上海美術專科學校校長劉海粟是繼李叔同之後，將印象派繪畫引入中國的重要代表。1912年劉海粟與烏始光、張聿光於上海成立上海圖畫美術院 (後來改名: 上海美術專科學校) ，劉海粟當時17歲，因其父出資了1000銀元而掛名副校長， 1919 年 7 月始任校長。1914年劉海粟便嘗試將裸體寫生課程帶入校內，在當時的中國引起軒然大波，劉海粟也因此被評為「藝術的叛徒」。劉新祿留下的畫作中，其中有一幅裸女畫便是於1929年在學期間所繪，可以見到劉新祿在人體表現方面的學習成果。

▲節錄自《劉新祿畫集》

劉新祿為日治時期少數前往中國學畫的畫家，與劉新祿為畫友的陳澄波，則是日治時期極少數於中國畫壇任教的台籍畫家。陳澄波曾擔任第一屆上海全國美展的西化審查委員。陳澄波與齊白石等人多少都受到文人畫的影響。中國也從起初的寫實主義（多點透視）走向文人畫，他們舉出蘇軾提出「論畫以形似，見與兒童鄰。」的獨特見解，不認同物化的寫實而加入了畫家感受的抒懷，亦即使當代繪畫的欣賞，轉向審美主體的唯心論美學。

戰後的台灣美術

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，二次世界大戰結束，日本對臺灣的統治也隨之結束，劉新祿也從中國返回台灣任職。對於結束殖民統治而回歸祖國的臺灣人民而言，滿心歡喜，又充滿期待，他們樂觀地認為台灣從此在政治、經濟和社會各方面都可脫離殖民地的陰影，而能更民主自由的發展；但隨著國民政府接收及統治，歡心的期待逐漸轉為失落與失望。

戰後時期，台灣畫家朱鳴岡、李石樵、趙延年的作品中都描繪了當時台灣通貨膨脹、貧富差距的社會現實。1947年，二二八事件中，劉新祿目睹好友陳澄波遭政府槍決，長達二十幾年的時間不再作畫。1950 年代臺灣進入戒嚴時期「政治正確｣導向影響，傳統水墨畫與現代抽象畫成為畫壇的主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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